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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的文人都玩什么

来源:凤凰彩票网 作者:小豹子 时间:2018-02-07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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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秋青铜螭龙笔架山,两条螭龙身子相连,两个龙首交错对视,底有红斑绿锈,年代悠久,距今至少2000年。与明代仿古制成的大量笔架山相比,此物形象传神,活灵活现。   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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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末寿山石笔架山,横山造型,配有楠木底托,为著名篆刻家徐星洲所制。此物虽为人工雕刻,但形态自然,不露雕塑痕迹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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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代青铜笔架山,带原配青铜托座,绿锈入铜,赏用一体,将顶端拧开后可做水鱼使用。
  
姜维群

  先厘清一个概念,古代的官人一般是文人,现在的官人许多不是文人。文人是啥?海上篆刻名家陈巨来有文《西山逸士》,专谈道光帝曾孙、恭亲王奕䜣之孙、画家溥儒(心畲),他说溥心畲“觉其人恂恂如也,毫无逊清宗室虚架子,又无书画名家之习气,所谓像一读书人的样子”。文人即读书人,既然读书必有笔墨纸砚环绕其室,于是就有了文人的文房四宝,有了文人的各种案头清供和手边文玩,说得再直白一些,就是玩物、玩意儿,即文房、文玩。

  文人的文房是文人手中把玩或案头欣赏的小器物,其似树,初时是一干,由干发枝,枝再生枝杈,于是成为林林总总的蓊郁之大树,枝叶之多难以胜数。

  文房说到根儿上是文人读书写作绘画的工具,由于文人的天性好玩好消遣,于是工具慢慢演变成可以玩可以赏的器玩,如笔,即是这样。秦代的蒙恬对制笔作了改进,“以柘木为管,鹿毛为柱,羊毛为被,所谓苍毫,非兔毫竹管也”。至汉代,毛笔有了发展,这些笔其实是没有任何的装饰,为了便于携带,将笔的末端削尖,簪于头上。不随身携带的笔,或贮于竹筒制的套中,江陵凤凰山出土的笔套,两侧镂出透孔,便于笔头水分的挥发。由此看出什么来呢?当时的文人,笔或笔套只是功能性的工具,而无任何装饰装潢型的美化。在汉代器物文具出土的记载中,有笔、墨、砚、研钵,还有砚滴、书刀,有简牍、帛书、玺印、封泥等,依然是工具性的,虽然也有装饰,如印钮上的兽、龟等,但品类极少。

  那时候,有纸墨笔砚工具性的文具,但文玩形成不了可供玩赏的一个阵营。

  文房的概念每个朝代都在延展,都在扩张,宋代人赵希鹄在他的《洞天清禄集》一书中,列文房清玩仅有古砚、古琴、笔、墨、纸、画、怪石、青铜器等数种;元代的《文房图赞续篇》中记有文房常用器18种;而明代的文征明的曾孙文震亨,在他的《长物志》中收列的文房器物有50余种,仅由毛笔衍生出的文房就有笔格、笔床、笔屏、笔筒、笔船、笔洗、笔覘等。到了清代,文房正如子息蕃盛之家族,繁殖之快,令人目不暇接。

  文房是文玩,被冠之为雅玩之名,正如明人沈春泽说的,文玩“非有真韵,真才与真情以胜之,其调弗同也”,必须是读书人是文人,才能有这般雅兴和情调。晋代大诗人陶渊明,其诗苏东坡这样评价:“渊明作诗不多,然质而实绮,癯而实腴。自曹、刘、鲍、谢、李、杜诗人,皆莫及也。”在大名士苏东坡眼中,陶诗之佳连李白、杜甫都不及他。陶渊明在文玩上亦雅高一筹。其《闲情赋》中透出消息,其“佩鸣玉以比洁,齐幽兰以争芬”,“愿在竹而为扇,含凄飙于柔握”,“愿在木为桐,作膝上之鸣琴”。佩玉植兰,弹瑟握扇,这就是文人。

  晋唐文人注重文玩器物的气韵,宋代文人注重其精致,明代文人注重文玩的品类。宋人皆以苏东坡为文人典范,后人多关注东坡之仕途左迁右贬、政治风云之跌宕和他名冠千古之诗词,却忽略了作为文人的雅玩。如《爱日斋丛抄》记,“东坡谪海外,用鸡距笔”;《墨史》载,“苏子瞻有佳墨七十丸,而犹求觅不已”;《觥记注》有“苏东坡有药玉盏,又有荷叶杯,工制美妙”。这且不算,另说两件佚事足可观东坡文玩雅趣。

  苏东坡“天才卓逸”,书画于他是“性所笃嗜”,到处无不以笔砚自随。他在黄州时,走在路上,看到民家有丛竹老木,就是在“鸡栖豕牢(猪圈)”之侧,亦必要描摹下来,所以逸笔草草动有生气。可以说是开绘画写生之先河,也可知东坡喜老木奇石。笔记中说,他有一块“小有洞天”石,特在石下配一座子,座中空出,在座子内放置香炉,座上有几个孔窍,正对着这块石。每每焚香则烟云满岫,这种将焚香之嗅香,静观烟云之缭绕,配上“小有洞天”的奇石将是何等的奇思妙想。还有一事,在京城时李伯时得陈峡州马台石,十分喜爱放在书房中,东坡一天来造访看后说:研石为砚,将你收藏的各种玉的器形刻在四周,我在砚池旁书铭文。后东坡作《洗玉池铭》,时为北宋元祐八年(1093)。

  史上记载许多文人好石,如唐代宰相李德裕,好奇石赏石,有《谢临海守寄石诗》:“闻君采奇石,翦断赤城霞。”从遥远的赤城即浙江天台山采集石头并送到长安;唐代宰相牛僧孺也好石,在洛中一带得到许多奇石,并在上刻上文字;还有苏东坡有一块“仇池石”,是一英石,是他的表弟程德孺送给他的。

  玩石之风尤盛于宋,甚至玩到了丧国之恸地步。从那时一直到清末民初,“文石”成为文人案头之玩之乐。可惜民国战乱频仍,诸多唐宋传世赏石毁之殆尽,后美国人理查德·罗森勃姆为中国古石收藏家,收藏一批中国人丢弃的古石,并著有《世界中的世界》一书介绍中国古石,并收藏了一批传世的古石。后天津藏石大家张传伦著有《柳如是与绛云峰》一书,详尽载记玩石之古之趣,足可一观文人案头之雅玩也。

  从文化角度说,纸墨笔砚是文人的“生产工具”,一如农民的锄头,工人的榔头。但由此派生出一系列的雅玩就令人刮目了。前曾述,伺候“笔”的家什最多,笔闲置的时间长短决定了以何样的物件存放它。时间特长的可放在箱箧中,亦可用笔挂“大头朝下”挂起来,随用随取可用笔山笔格架起来或用笔筒插起来,随身携带时可用笔帘卷起来。即使是墨,愈是好墨越是让它住有宅寝有床。故宫中有乾隆御制的五彩墨,放置它的匣盒讲究异常。墨只有在研墨时才会“站立”,平时需平放“躺”着,于是又有了墨床之属。

  墨床听起来很大,其实很小,正像蝈蝈住的房子——蝈笼,肯定很小。墨床一般长不过七八厘米,高一二厘米,常有人误为木托。墨床有牙玉、木、瓷乃至琉璃料器的,虽小但颇精致,是历代文人青睐之物。墨床之重视可窥文人对墨之重视。明四家中的唐伯虎有《桃花庵歌》传世,桃花庵由文征明题匾额,其左侧有一亭为“梦墨亭”,祝枝山书有“梦墨亭碑”,唐伯虎建庵,文征明题匾,祝枝山写碑,明四家此中占了三家。古人讲梦墨是吉梦佳兆,初唐诗人王勃梦墨结果文章留传千古,祝枝山说自己也曾梦墨。墨是书写绘画须臾不可或缺的东西,然古墨好墨其实被束之高阁起来,清代康熙五十三年大臣进贡的一套有精细图案的《耕织图》墨,计48锭,其昂贵的价值精细的做工已失却了使用和实用的功能。

  折扇被称为文人的“怀袖雅物”,几乎成为文人出游会客的道具。其扇面之写画,其扇骨之刊刻不必赘述,只说两件事足让人振聋发聩,明代阉党刘瑾,擅权谋逆后被处死。刘瑾家被抄,其金银财宝古玩字画不可数计,然而有两件东西让正德皇帝愤怒惊惧,这就是刘瑾上朝时随身携带的折扇,在扇骨中竟能藏下两把锋利的匕首。打开是扇子,然后可以“图穷匕首见”,文玩之物变身凶器闻所未闻。另一明代大奸臣严嵩,其财产被抄后,仅是各式的折扇竟成千上万。严嵩本人才学高书法好,想必喜欢折扇,折扇扇面是文人逞才思显技艺之地,想必是众官吏逢迎拍马投其所好,亦可见当时社会之时尚,因为在当时皇帝赏赐大臣常以折扇作为赐物,文征明曾有诗文记述皇帝赐折扇之荣耀。

  折扇从清末至民国时期,写画扇面成为南纸局一项重要的业务,甚至支撑了店面经营的半壁江山。在书画家画扇面上和文人雅士玩扇面上多趣雅之事。当年书画家皆订润例,初听润例不太贵,很低廉,但各种条件附加上去就不得了了。陈巨来曾撰文谈润例之怪现状,他举例说,高振霄、沈卫二位老太史公写一扇面仅三元,金笺和跨行书写加一倍(六元),单行正楷,再加倍(12元),双行小字再倍(24元),作篆或隶再倍48元了,篆隶并书,又倍(96元),正、草、隶、篆合锦(192元),如是金笺扇,最高价为384元之巨了。所以当今拍卖会上见到的较特殊的扇面,恐怕当年是花了巨资才得到的。

  玩扇是文士及藏家青睐之物,据文怀沙回忆,上世纪50年代初,见吴湖帆在家中用汉砖垫砂锅,说是不是太过份了,汉砖怎可垫砂锅呢?吴说,我家里找不出比汉砖更不值钱的东西。后随手抽出笔筒中一把折扇,折扇一面字一面画是陆润庠,陆是清同治十三年的状元。吴打开一只箱子,说里面都是状元扇,都收集齐了。清朝270多年,每三年一个状元,加上恩科总共一百多个状元。这固然是收藏,但也看出清朝作为“怀袖雅物”的扇子有多热,当时有那么多的“追状元族”处心积虑地花大银子求名人扇。

  文人终生是以书和笔为伴的,有笔必须有笔筒,笔筒放在案头随时可以取用插在里面的笔,但笔筒不仅仅插笔,随手的物件都可以放在里面,如上文所述,吴湖帆家的笔筒中插放一把折扇。笔筒是将竹之雕、木之癭、瓷之画聚之一身的文人器玩。笔筒秦汉时没有,那时的笔可以簪在头上,所谓“簪白笔”,成语“簪笔磬折”即说明笔可以这样放。后世毛笔普及了,成为文人书画家不可或缺的东西了,于是笔筒成为文房传世量很大的一宗。从明至清,各种材质各式雕工各样奇思妙想的笔筒很多。但还是以竹刻竹雕受人青睐,像历代竹刻大家都留有竹雕笔筒作品,像“朱氏三松”的笔筒多有传世,加上历代的摹作伪作,致使如今的收藏拍卖市场上常有所见。

  砚是文人文玩之一大项,写字必须研墨,研墨须有砚台,砚成为案头必备。然而文人有癖,说得雅一点是“鸿爪癖”,总希冀人生像雪地行走的鸿雁,留下爪痕。于是见垩墙要题壁,过摩崖要刻石,看到门洞就想题额,总之,时时刻刻想把自家的思维感受感悟写出来再“固化”一下。于是砚台进入文人视野,因为砚台除砚池之外,其他五面均光滑平整,此中变成了文人驰骋文思卖弄才华之地。在诸多传世砚中,有的砚质极佳做工极妙而传诸后世的,但大多是因为砚铭是名人而得后世青睐。清康熙年间藏砚大家黄任自号十砚老人,修十砚轩收藏名砚。毛泽东秘书田家英曾得到他的“云螭砚”,由此萌发了收藏学者名人砚的想法。他先将自己书室取名为“十学人砚斋”,并陆续收到好几位学者的自用砚。如朱彝尊玉兔望月砚、袁枚舟形砚、桂馥夔云砚,钱大昕驼矶石砚、姚鼐“讲易”澄泥砚等等。这些砚用现代语言表述就是“签名”的名人用品,一旦是名人之名,此砚就有了文人的气息,有了历史的厚重,也有了存世的价值所在。

  砚,无言展示自身的材质。砚铭却以思想火花瞬间的爆发炫耀着自己的灵光。最有名的砚铭当属民族英雄岳飞,其书写的砚铭八个字:“持坚守白,不磷不缁。”由此铭看到他的雄心坚志。从古至今,许多砚已经被淹泯而无存了,许多砚铭以文字的形式被保存下来,成为后人行动的圭皋,成为规范的箴言,成为永远的座右铭。文人以刻刻写写为乐,喜欢在平面的地方留下自己的曾经。郑板桥、扬州八怪之一,他发现了自己的一个弱点,他说:“终日作字画,不得休息,便要骂人。三日不动笔,又想一幅纸来,以舒其沉闷之气,此亦吾曹之贼相也。”郑板桥真乃大家,可谓“入木三分骂也精”,何谓“贼相”?贼一日不窃手痒,二日不盗技痒,需要不歇手以解心痒也。笔者曾于天津沈阳道买一澄泥老砚,无什么雕工,亦无任何稀奇之处,只是砚池深凹,几近磨穿。当时深为震撼,也深为敬仰,此砚堪为吾之楷则。心感之处有灵犀,一日灵光一闪诌出一首五绝:“石凹将欲穿,捧砚仰前贤。不敢再磨蹭,惜之每一天。”于是用毛笔书之砚底,请人刻出,后又拓成墨片,求画家曾昭国补景于其上,又求帛书第一人赵伯光题字,装池成轴悬之于壁,亦一玩物也。刻刻写写,画画拓拓,日长安可度,以此疗心痒。

  在这方面,海派画家唐云是一大玩家,其书其画其文其诗,典型的文人派。其曾将书画诗合于一手卷,长五米,分四段,分为白描罗汉、桃花翠鸟、各景山水、酒壶酒具、草丛蟋蟀等,其中有诗题案头清供云:“斟得一斗长生酒,来供梅花饯岁先。不待华堂放爆竹,便随香萝度新年。”唐云除书画外,在扇骨、砚铭,尤在紫砂壶上独得文人之先,在唐云收藏的专项拍卖上,可读出他在文玩上的用心,更可见其过人的匠心。总有人以为这是砚边剩墨的“余事”,是绘画纸头顺手一抹的“小道”,但此中最可见其胸中的“雅意”。

  画家吴待秋山水宗清四家王麓台,亦擅花卉。当年有刻铜而名噪北平的张樾丞,其开有文具店,所出售之铜墨盒、铜镇尺,甚至扇骨,或书或画,几乎让吴待秋全部包下了。这些不仅未损其名,反而使其名渐著称于北方。民国廿四年(1935),当时的北平市政府动用大力量编撰了《旧都文物略》,将当时北平宫殿、园林、灵寝、碑石等作了较详细和准确的梳理,最后一章有“技艺略”,要而不繁记载了各种工艺和艺术,其中有绘画、笔墨、墨盒、锦盒等专项,譬若刻象牙首推于硕,还有吴南愚、沈筱庄等;在刻竹上,言张志鱼刻骨甚精,还题到白铎斋阳文深刻最名贵,此外刻铜、刻瓷等均有涉猎。举凡这些人都是专门的工匠,现在可以说是工艺大师。重要的在于,许多文人书画家参与了这些创作,使本来的工艺之作,成了传世的艺术之作。如画家金城,许多扇骨的书画出自他手,再由他的弟弟金西厓刻在扇骨上,这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。金西厓许多扇骨的画稿出自名家,像齐白石、张伯英、溥心畲等人均有作品在扇骨上。笔者收藏扇骨有年,诸多传世的扇骨,出自诸多大名家之手,扇骨和铜墨盒在民国时期盛行一时,这两个“方寸之地”成为书画家展示才艺的新天地。此风还延展至政界,从孙中山到蒋中正,再到宋哲元、冯玉祥、吴佩孚等等,都在铜墨盒上留下墨宝。固然这些历史的大人物,都曾风云一时,真正有艺术鉴赏价值的当属书画家的作品,如陈师曾、陈半丁、颜伯龙、齐白石等的墨盒均为当时颇受欢迎之物。铜墨盒是继砚台之后文士们的又一时尚品。

  文人之玩范围至民国愈广,因为社会生产力在发展。画家于非厂以画名世,至今他着色鲜丽的画,独标一格的瘦金体无人能及。但他还曾是一记者,文章写得好,周作人这样评价他:“闲人(于非厂在报纸上发文之笔名)的那些市井小品真是自有他的一功,松脆隽永,没有人能及。”他曾在民国时期写了《都门钓鱼记》《都门艺兰记》《都门豢鸽记》《都门蟋蟀记》,近年集为《都门四记》重新出版,从书中亦可读出文人画士之玩也。养兰赏兰嗅香是文人之嗜,艺兰之艺应是一技,亦是一美。由兰而盆,由盆而托,此中升发开去,兰盆或陶或紫砂,皆是文人书法绘画的妙思之处。说到豢鸽,于非厂笔下的鸽子确是一“名鸽谱”的展示,让人看到诸多名贵品种,在这方面,王世襄说:“一九二八年于非厂先生《都门豢鸽记》问世,日手一册,读之不辍。”鸽子、钓鱼、蟋蟀都成为文人的玩意儿,鸽有鸽笼、鸽哨,钓鱼有钓竿,蓄蟋蟀有罐。这些皆是文人玩意儿的“延展”,这样的延展太多了,文玩之属不仅仅是我们狭义上的纸墨笔砚、水丞笔格什么的了。

  文人之玩大之矣,于非厂曾记,他得到钓钩,上镌“造办处”三字,极小极精,这是宫廷之玩啊,故尔其于晴朗之日与二三友钓鱼北海公园漪澜堂,于艇中备一酒炉,瓜果数品、酒一壶,于荷花深处钓鱼,并钓硕大无朋之蟹,随钓随煮,烹而大嚼饮酒酩酊,真乃天上人间也。正所谓“是非不到钓鱼处,荣辱常随骑马人”。

  文人之玩大之矣,曾藏有紫檀小筒,长11厘米,内有九件骨雕物什,极精,经考证此乃“途利”也。明代屠隆《考盘余事·文房器具笺》“途利”条记:“小文具匣一,以紫檀为之,内藏小裁刀、锥子、穵耳、挑牙、消息、修指甲刀、剉指、剔指刀、发刡、镊子等件。旅途利用,似不可少。”这或许可算作文人的讲究,正像当今女士出门,坤包内必有化妆包,如是而已。

  文人本身就是一种讲究,胸有珠玑笔底黼黻。世间之物皆是一种匹配,案陈善本书,砚留古名墨,于是就有了书斋之中的无限风光。在历史的长河中,有话语权的是两类人,一是官人,二是文人。在官人文人合一的古代,似乎文人身份的话语权更多,于是许多文人用的、玩的器物成为文玩,而且是价值不菲。从拍卖信息所得,宫廷之物集一国之力聚地域之精,固然其器其物不失倾城之美,亦有连城之值。然而文玩凭籍文人之雅之学而独踞书卷文气,正像刘禹锡的《陋室铭》,此乃文人的宣言书,是书斋的公开信,“苔痕上阶绿,草色入帘青”,一样的景致家家有,然一入文人书房,雅气四射;“无丝竹之乱耳,无案牍之劳形”,说出闲适道出闲情,而生出潇洒。进尔总结道:“斯是陋室,唯吾德馨。”文人自傲自信乃至自爱之情跃然纸上。所以最末其反诘一句:“何陋之有?”其潜台词恰恰是表白:文人是一种高贵,文玩是一种高价,“陋室”,其实是一种奢侈。

  文人的玩意是奢侈,当唐云的一把紫砂壶拍卖到千万之巨,闻一多的一张笺纸信札拍卖至百万,董桥先生曾花万余买过胡也佛金瓶梅故事十二开册页一开,不到一平尺,拍卖至300多万元。这些奢侈皆因文人梳笼过,收藏过,所以价值一飞冲天。值此收藏文玩风疾时盛之时,想起唐诗一句,以作拙文之结——

  寒光乍退风犹切,春色新行柳未知。

2013年07月05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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